殷雄:新时代以新视角解构能源资本

19.12.10     来源: 电力大数据

  日前,《能源资本论》引起行业的高度关注,书中提出了能源资本的双因子干涉理论,运用驱动因子和约束因子来解释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污染的内在机制,可谓抓住了事物的本质特征。尤其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用以分别解释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和恢复生态环境的内在机制,不仅新颖,而且非常有说服力。《能源资本论》将为中国能源行业的世纪之问带来怎样的答案?日前,记者采访《能源资本论》作者、中国广核集团专职董事、北京大学兼职教授殷雄。我们将通过他的视角重新审视能源资本内在机理,以及它对国家、地区发展、竞争的深度影响。

  记者:《能源资本论》提出“能源资本”,我们如何理解这一概念?能源资本化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殷雄:能源与资本是两个比较老的概念。能源是能量的载体,能量是一个间接观察的物理量,被视为某一个物理系统对其他物理系统做功的能力,也就是改变体系状态(温度、速度、位置和化学组成等)的能力大小。能量虽然是一个常用和基本的物理概念,但同时也是一个抽象的物理概念。能量这个概念,对于普通人来说,似乎极为普通,而且也很好理解。但有趣的是,能量在物理学家眼中竟然不知其为何物。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查德·费曼,被誉为是继爱因斯坦之后最为睿智的物理学家,他却告诫人们:“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今天的物理学中,我们不知道能量究竟是什么。”可见,能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就可以理解的。

  资本从来都没有物质的实体和形态,而是那种物质产生的价值,而价值是无形的,没有任何实体特征。资本是一种抽象概念,它必须被赋予某种固定的、可见的形式,人们才能够感知它,就比如我们只有借助钟表等计时工具才能够感知时间。

  能源与资本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概念——能源资本,绝不意味着某种形态的能源本身是资本,比如,我们不能说一堆煤是资本,一桶石油是资本。各种能源形态是能量载体,是一种“外壳”,其“内核”是能源形态所蕴涵着的价值潜能,这种价值潜能可以创造价值,而这正是资本的属性。因此,能源资本是各种形态的能源所蕴涵的价值的表征。

  能源资本化的本质,实际上是指把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进而可以持续创造价值。资产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其本质在于它蕴藏着未来的经济利益,可以创造价值。各种能源形态作为资产,一方面可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某种途径和方式转化为资本。

  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过程,是一个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过程,顺次经过购买、生产和销售三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首先需要一个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必要社会条件——确立一种正规的所有权制度,它相当于能源资本的“细胞”。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需要四个要素:货币资本的投入、人力资本的投入、技术平台的应用和适宜的市场环境。这四个要素类似于生物学中DNA结构的四种碱基,它们可以遗传能源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本质属性。由此,我们破译了能源资本的“基因密码”。我们从能源资本DNA结构的四种“基因”中,提取出两个完全不相关的因子,一个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子,我们称其为驱动因子;另一个是制约经济增长的因子,我们称其为约束因子。我们把这个发现称为“双因子干涉理论”。

  能源资本在形式上或者归属上是一种不变资本,但由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进而通过交换表现出其价值的过程中,已经凝结了劳动者的一般社会劳动,因此,它又具有可变资本的属性。正是这种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混合体,才使得能源资产这种特殊的物质形态具有资本的属性,能源形态的转化只不过是隐性资本显性化的必要条件。能源资本的“外壳”,即各种具体的能源形态具有相同的效用,比如都可以烧水、取暖、发电,等等。也就是说,能源形态的“外壳”是多种多样的,但它们的“内核”即创造价值的资本属性,却并不因为其形态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不论能源形态如何变化,比如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等能源形态逐步替代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形态,其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四个要素是不会变化的。

  记者:能源资本是如何参与价值创造的?能源资本如何参与竞争?它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乃至国家竞争有着怎样的意义?

  殷雄:关于“能源资本是如何参与价值创造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人类漫长的能源开发利用史证明,能源成为人类文明进步资本的功能是逐步显示的,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参与了价值创造。我们由此发现了一个“能源价值循环累积增值原理”,它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首先,人类通过火的使用,发现了各种能源形态的能量价值;其次,通过陆续发明的各种技术平台,把能源价值予以凝固下来;再次,通过商品的市场交换,将凝结在各类商品中的能源价值传递出去;最后,能源价值在这个循环累积的过程中表现出增值效应,正是这种增值效应,将能源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本质属性表现出来了。因此,简单地理解这个原理,它包含四个要素:价值发现、价值凝固、价值传递和价值增值。由此可见,资本永远与价值联结在一起。结合前面提到的劳动与资本相分离的结果,我们可以说,能源资本与劳动共同创造了价值。

  能源资本作为一种价值创造的载体,它本身不是物质,而是一种能够持续创造价值的能力,是体现在物上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的内禀特征是一种处于运动中的价值。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当人们不航海的时候,舵手是无用的。”资本一旦停止运动,就丧失了生命力,就比如不把车开起来,油箱里的燃料是没有用处的。资本运动表现为资本的循环,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从一个区域转移到另一个区域,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在这种不断运动的过程中,把“死”的潜能转化为“活”的价值。这种资本运动的主角是人和人的劳动,如果脱离了人的劳动,资本的运动就是不可能的。比如,树枝不会自行变成火把,肯定是人拾起它,并且做成火把来使用。人的劳动把树枝变成火把,进而挖掘出火把的价值潜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将其转化为资本。因此,能源资本参与竞争的方式,就是前面提到的“循环累积”,就是要运动起来,因为能源资本的“遗传基因”就是货币资本、人力资本、技术平台和市场环境这四个要素,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是在运动中执行其职能的。简单地说,竞争就是运动,运动创造价值。

  当我们说“资本创造了财富”,就如同说“上帝创造了人”一样,已经超越了经济学的范畴,而成为一种自觉的、下意识的生活信仰。当我们正确认识到资本是人创造的,资本的价值属性中包含了人类劳动的价值,也就是资本与劳动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才可以说资本是财富的源泉。作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物质基础的各种能源形态,在这个价值创造的过程中,犹如“细胞分裂”一般,从劳动和资本中分离出来,成为在正规所有权制度下的资产,然后再通过必要的条件转化为一种独特的资本形态——能源资本,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能量源泉。能源资本的这种驱动人类劳动持续创造价值的本质属性,应该赋予它在生产力要素中的重要地位。能源资本在循环运动中持续创造价值,这就是它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乃至国家竞争的意义所在。

   记者:很多国家和地区以能源资本为支撑参与经济、社会竞争,但是当能源枯竭后,竞争主体也随之衰落。国内外由于资源枯竭,导致城市衰败案例不胜枚举。这是否是能源资本自身的局限性体现?能源资本和金融、劳动力、技术等类型资本对国家、地区发展的助推作用有怎样的区别?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殷雄:你说的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被称为“资源诅咒”,它的含义是,丰裕的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充分的有利条件,反而是一种限制。纵观世界不同区域和国家经济增长历史,“资源诅咒”现象似乎具有某种普遍性。在中国不同的地区,也能发现非常相似的情况,如山西省等资源丰富的地区,其经济增长要低于东南沿海地区的省份;大庆这样的资源性地区,面临着自然资源枯竭后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倒退的窘境。

  对于导致这种“资源诅咒”现象的原因,经济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一般认为有三个原因:一是贸易条件的恶化,二是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足等,三是过分依赖某种相对丰富的资源。应该说,这些因素都是存在的。但是,从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机理和应用能源资本双因子干涉理论来分析和解释这一现象,可以深化我们对这个现象以及能源资本作为生产力要素的重要性的认识。对于能源资源充沛的国家(如盛产石油的OPEC成员国),因为能源行业本身并不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而是资金密集型行业,能源资产的所有者不需要鼓励很多国民参与生产,只要雇用少量人员、引进外国资本开发油田等能源资源,然后在国际市场上转手出售就能获取丰厚的收入。这一现象说明,这类国家只是把能源资产作为一种普通的原材料出售,而并没有将这种宝贵的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由于没有货币资本、人力资本、技术平台的投入,就没有获得能源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遗传基因”。因此,能源资本的驱动因子和约束因子都没有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既没有利用能源资本的驱动因子促进本国经济的增长,又没有利用能源资本的约束因子提高本国经济运行的效益,这两个因子所构成的能源资本DNA双螺旋结构是破缺的。由于缺乏把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动机和机制,因此,即使能源资产在市场上可以卖个好价钱,但也只能是一次性地获利,而不能像资本那样持续不断地创造价值。实际上,单纯以出售能源资源而获取收入的国家,根本就没有形成有效、健康的经济体系,无非是躺在能源资源上面寅吃卯粮、竭泽而渔。当有限的能源资源枯竭之后,国家和国民就会陷入贫穷的境地。

  对于能源资源匮乏的国家,政府和国民获取财富的唯一渠道,就是发展经济,尤其需要发展作为现代经济结构支柱的工业。发展工业就是发展经济,而发展工业就必须要有能源资本的注入。由于本国缺乏能源资源,因此需要由国外进口。通过国际市场获取的能源资源,只是一种资产,还要通过本国的经济运行体系将其转化为资本,并将其注入国民经济体系的其它行业之中,生产出的商品就自然凝结了能源资本的价值,通过国内外的商品交换获得比原来的能源资本价值高得多的剩余价值。这样,就自然把从国际市场购买的能源资产转化为可以为本国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的能源资本了。出现这种经济现象的内在机理,就是能源资本的驱动因子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增长;由于本国缺乏能源资源,因此在将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就会千方百计地通过技术进步而提高能源资产的转化和利用效率,也就是能源资本的约束因子促进了本国经济运行效益的提高。

  “资源诅咒”现象的发生,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源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与周期对经济结构的影响,资源本身的特征(如三种“精英能源”的热效率不同)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就能源而言,由于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周期长,有些国家甚至根本没有形成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所必需的经济结构所提供的机制,也就是不具备这种转化所需要的技术平台和市场环境。因此,丰富的能源资源没有给本国国民带来财富,“资源诅咒”现象的出现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资源诅咒”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荷兰病”,是指一国特别是中小国家经济的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部门衰落的现象。“荷兰病”的特点和危害,主要表现为“去工业化”,即对制造业的“挤出效应”。制造业的衰落将损害一国的长期增长能力、创新能力等核心经济能力,原因在于制造业的附加值高、可持续性发展并且对人力资本要求较高。由于制造业是能源资本密集型的特点,因此最有利于将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从能源资源来看,资源转移效应与制造业挤出效应的产生机理,虽然把大量的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到资源出口部门,但由于“去工业化”而造成了缺少把所拥有的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技术平台和市场环境,因此只能把能源资产当作一种普通资产或商品在市场上出售,进而失去了持续创造价值的能力。由于能源资产没有转化为资本,因此也就无法发挥能源资本的驱动因子和约束因子对本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能源资本双因子所构成的DNA双螺旋结构的破缺,是导致“荷兰病”的内在机理。

  我们在前面说过,能源资本的DNA结构是由货币资本、人力资本、技术平台和市场环境这四种“基因”构成的,缺少了哪一个“基因”,都不能把有限的能源资产转化为可以持续创造价值的资本。我们认为,人类社会的三大核心资本形态是货币资本、人力资本和能源资本,其它任何形态的资本都可以归类到这三大资本形态。马克思说,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这就是说,货币不外乎就是钱,可以买来东西,用不着多去想。人力资本理论的创立者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投资的结果。能源资本是由能源资产转化而来,是投资的结果通过技术平台在市场环境中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论是哪个国家、哪个地区,没有能源资本,就如同一辆汽车既无开启的“钥匙”,又无行驶的“燃料”。能源资本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能量源泉,是最本质的驱动力。如果没有了能源资本这个最本质的驱动力,任何工业化的社会形态都不会存在。

  记者:托马斯·皮凯蒂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对新世纪发展充满深深的忧虑。由于分配不均衡问题,不同国家和地区隐藏着不同程度的经济、社会危机。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我们如何防止能源资本对经济、社会的反向伤害?

  殷雄: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是对资本无限制追求剩余价值的本质属性的深刻洞察,同时也是对由劳动利用资本所创造的价值和财富的分配不公的批判。皮凯蒂的研究表明,财富分配的历史总是深受政治影响,是无法通过纯经济运行机制解释的。在财富积累和分配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将社会推向两极分化或至少是不平等的强大力量。财富分配的动态变化表明,有一个强大的机制在交替性地推动着收入与财富的趋同与分化。皮凯蒂认为,这种分化的根本力量就是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过去几十年较高的资本/收入比带来的收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相对缓慢的经济增长造成的。如果资本收益率仍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显著高于经济增长率,那么财富分配差异化的风险就变得非常高。继承财产的人只需要储蓄他们资本收入的一部分,就可以看到资本增长比整体经济增长更快。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那些劳动一生所积累的财富,继承财富在财富总量中将不可避免地占绝对主导地位,并且资本的集中程度将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上,这一水平可能有违现代民主社会最为根本的精英价值观和社会公正原则。皮凯蒂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说明,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是正确的,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包括财富分配不公)都需要通过发展来解决。人类社会对财富分配的合理方式,只能是一种渐进试错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需要“循环累积”,包括人们道德上的进化,“丛林法则”的消灭,以及面对诸如环境和气候等问题上的妥协和合作。但是,还是马克思说得对,“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财富的分配问题,是全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其原因正如皮凯蒂所说的那样:“财富分配问题如此重要,因此不可能只扔给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哲学家来解决。”孟姜女是哭不倒长城的,分配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靠每个国家自身的发展形成一种制衡的力量,形成一种限制资本收益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率的力量。这种力量的载体是什么?我们只能发挥抽象力,就像理解资本和价值那样利用我们的头脑去想像和感知。

  你说的“能源资本对经济、社会的反向伤害”,正是能源资本双因子干涉理论中提及的双因子的“齿轮效应”出现了问题。经济增长总是处于速度和效益、数量和质量的动态平衡过程,最理想的情况,就是经济增长的规模大、速度快、质量好、效益高,也就是我们平常所理解的“多、快、好、省”,这需要能源资本的驱动因子和约束因子协调执行职能,即在驱动因子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约束因子促进了经济质量的提高;当约束因子促进经济质量的提高时,驱动因子也在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能源资本的两个因子对经济增长的干涉效应不是同步的,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是相反的。如果能源资本的投入强度大,那么,经济增长速度就快;与此同时,假如经济结构是粗放型的高耗能产业居多,那么就有可能造成能源资本的浪费,导致能源资本的使用效率低下,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驱动因子是对能源资本数量的规定性,约束因子是对能源资本质量的规定性。双因子会产生一种相互制约的“齿轮效应”,就是一个因子发挥作用,是以另一个因子发挥作用为条件的,在这个过程中,两个因子还会产生一种相互放大的效应。为了避免或者缓解能源资本对经济、社会的反向伤害,只有三条路径可走:少消费、少浪费、转基因。少消费是指经济结构的转型,减少能源消耗的总量,实现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脱钩;少浪费是指消费行为的转型,提高能源消费的效率;转基因是指能源形态的转型,把更多的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到能源开发、利用和使用技术的创新方面,促进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的步伐。舍此三策,别无它术。

  记者:二十一世纪,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飞速发展,特别是货币的数字化趋势深刻影响着当前的金融系统。新的环境下,能源资本是否也要经历网络化、数字化、虚拟化过程?能源资本未来将以怎样的形态展现?

  殷雄:凡是能产生价值的形态,都具有资本的职能。网络化、数字化、虚拟化指的是能源资本在市场中流通的方式,而其作为价值载体的本质,与这些具体的形态并无关系。以货币为例,上古年代用贝壳作为市场交换的媒介,后来用金属铸造的硬币。当马可·波罗从中国返回欧洲时,他带回了中国人使用的不是金币而是纸币的消息,这让欧洲人大为震惊,欧洲人很快将纸币指斥为炼金术。一直到19世纪,欧洲世界都在抑制表述性的货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货币的表述形式也在发生着变化。现代社会里衍生出的一系列货币形式——电子货币、电子转账,还有如今无所不在的信用卡——也使人们花了一定的时间,才最终接受它们。作为市场交换媒介的形态可以千变万化,可以是有形的货币,也可以是无形的数字,这只是资本的“外壳”,其价值的“内核”是不会随着这些形式的变化而变化的。

  资本是价值的载体,全靠人的头脑的想像,没有任何实体的存在。我们只能按照前面提到的“能源价值循环累积增值原理”来理解它的存在。我们要理解能源资本的价值内核,一定要深入到构成它的四种“基因”之中,即货币资本、人力资本、技术平台和市场环境。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对能源资本的影响,体现在它们对能源资本这四种“基因”的影响。

  人类真正需要的不是各种能源形态,而是需要由能源形态产生的各种效用。比如,电这种自然现象对人类的生活是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的。真正产生价值的是电网,也就是通过电线把电从发电厂输送到千千万万的用户那里,以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发明电灯的最大功劳可能不是照明,而是带来了整个电网的诞生和发展。电只有在网络中传输,才能发挥出惊人的力量。同样,资本只有在更大范围的网络中,才能够形成惊人的力量。网络的普及,可以使普通人发挥创造力,在不断扩大的市场中实现专业化分工,从而扩大资本的形成、流动和使用规模。通过能源互联网,最终实现“人人开发能源、人人控制能源、人人享有能源、人人获益能源”,人人成为能源的主人。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说:“鉴于信息即权力,信息的易得性将具有民主化效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能源互联网可以实现能源资本开发、传输与利用的民主化,进而推进整个社会财富分配的民主化。

  (殷雄,法国工商管理博士(DBA),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广核集团专职董事,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兰州大学兼职教授,南方科技大学产业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曾在研究机构、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和国有大型企业任职,从事企业战略、企业管理和能源资本等领域的学术研究。)

(作者:张振兴)

 

责任编辑:王诗蕊  投稿邮箱:网上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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